《宪法》和《人民法院组织法》以及相关诉讼法的本项规定，确立了我国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司法原则，也可以简称为人民法院独立审判原则。

一个国家与政权要健康良性地持续发展下去，必须要有这种反对力的存在，犹如罗马共和时期的政治理论家波利比奥斯指出的：事涉每个人的权利，绝不应该让任何权力大到压过其他力量，使他人无法立足于平等条件与之抗辩的地步。现在还有代表委员建议给人民大会堂的表决器加个遮盖的小盖子，以有利于代表们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意见。

他还指出，社会对权力的制衡比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制度制约更为重要。这就是反对票的价值与意义，它能让政策与体制在不同的声音下推进和改革。在反对票或弃权票的历程上，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《民间记忆：1978-2008》一书记载，1982年12月4日，在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新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时，第一次出现了三位代表投弃权票的现象。权力平衡与制衡可以说是一种古老人类群体生存策略了，如英国哲学家大卫·休姆在其权力平衡论所言，它的来源不过是自我保存的本能和人生经验而已。即便1953年施行的《选举法》规定，县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之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法，但1958年之后，鼓掌通过又成了人大表决时的主要方式。

因此，从越来越被肯定与认同的反对票开始，我们期待，庙堂里的反对票与反对声音能够日趋常态化、最终形成权力制约权力，同时，更希望能够不断地拓宽反对形式，提升社会的反对力，以更充分社会的权利来制衡权力，达成有效的政治制衡与多元化，实现还政于民，更好监督政府与官员，更有力地推动社会政治进步。以当下中国来说，政府占据了许多公共权力、公共资源，政府官员手中紧握着大量的权力，要用平衡力量来制约，才能防止权力滥用。但司法实践中一个人判刑以后，财产权利的使用完全受到限制，或者受到很大限制，仍然是普遍现象。

我曾经代理一个案件，一个杭州的民营企业，被追究投机倒把罪，法工委派人下去专门调查，最后平反。但是近来中国则出现了一些相反的现象。只是到了1929年、1930年才出现了反垄断法、反不正当竞争法。这个企业老板比较讲江湖义气，说不能出卖朋友，不愿意讲。

但是不要忘记美国在那个阶段并没有相关法律，没有什么法律限制。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另一个问题，如何打击涉黑性质团伙有组织犯罪？也就是一般讲的打黑和黑打的问题。

对于当前中国而言，要想真正地促进社会稳定，保护公民合法财产才是根本途径。不能通过犯罪的方式打击犯罪◎韩玉胜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把社会稳定和民营企业财产权的保护联系起来看是比较有趣的。有关部门办案的时候，就把这个企业老板找去问话。国强民富要有一个财富的形成，除了物质财富还有精神财富。

要想一个地方能长治久安，最为重要的是要人人能在那里安居乐业，建业置产，有了稳定的财富才能让民众觉得此地可以为家，可以长期呆。虽然最高法院解释里一句话必要时可以有公安部门来配合。取保候审的当天，检察院要求他重新做了一份笔录，改为询问证人。孟子曾经精辟地论述：民之为道也，有恒产者有恒心，无恒产者无恒心。

可惜被很多人抛到九霄云外，被一些人不当回事，视若无物。反之则会不以此地为家，胡作非为，违法犯罪无所不为。

的确市场经济就是让价格机制发挥作用，但它的深层次支柱是产权和人权。西方国家也有大量的原始积累，美国也有这样的情况。

个人犯罪跟企业并没有关系，个人犯罪，不是企业来犯罪。真正要实现社会稳定下的经济发展，必须要建立法治经济我国历史和各国经验证明，重刑和苛刑，并不能解决社会问题。进一步来看，如果说一个规则非要用重刑来推行的话，那只能说明这个规则本身出了问题，而不是人出了问题。一方面减轻法官压力，另一方面让人民群众的意愿有合法渠道进入法院。死刑判决需要考虑到人民群众的感受。

作者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来源: 环球时报 进入专题： 吴英案 。我们在一些重大案件，应该保护人民和媒体的评判权。

备受关注的吴英案在舆论和民意的反对声中得到现在这个结果，可以说是舆论监督的范例，也体现了法律进步。在别的案件上，莫非也要用这样的方式吗？不能将公正审判依赖于舆论救人。

可以说，这也是法律进步的一种表现。公众的声音，决不能被轻易地视为法盲的声音。

我们需要讨论一下民意和司法的关系。其实，我国法律从来就没有这么一条规定。中国的刑罚本身比较重，我们开始慎用死刑是对的。因此，治理社会不能依靠重刑，不能靠打压，而应重在疏导。

目前吴英案这一结果，从网上民意来看，是广受支持的。古语云治乱世，用重典，但问题是这个重典不是治民，而是治官。

公开审判的目的，就在于让人民公开看、公开评，让人民进行监督。吴英案也证明一个事实，即推进国家法治建设，人民不仅有权利，有能力，也有责任。

对于正在审理或已经审判的案件，人民有权利批评，并且可以反复地批评。公众的声音表达了一种社会情感、一种社会观念，或者说是一种社会直觉。

有一种流行的错误看法，就是认为中国的老百姓比较喜欢死刑，喜欢残暴，吴英案反映的事实正好相反。应当反思如何完善制度，使死刑判决更慎重。民意在此案中的高度一致，值得我们反思。不少人有一个误区，认为对于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，人民不能评论，媒体不能干扰审判。

问题是如何判断什么是人民群众的感受？在吴英案中，的确是有不少群众通过媒体发出呐喊声。很多乱子往往是因为官出了问题。

老百姓是不愿意社会动乱的，也不是社会动乱的主要原因。考虑到与世界法律文明的接轨，中国也应与时俱进，积极考虑如何设立并完善陪审员制度。

好的规则，好的法律，其实是符合社会规律的，它不需要强力执行。公正的审判决不会畏惧公众的言论。